《梓材》也还是提倡“明德”，反对“后王杀人”。至于民人之间，也不要相残害，相虐待，乃“至于敬寡，至于属妇，合由以容”。上上下下不虐杀而“敬寡”，而“合由以容”，自然会出现安定的局面。这种局面的形成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，要象农民那样勤除草，整地，修整田界水沟；象维修居处那样，勤修垣墙，壁上涂泥，顶上盖草；又如同匠人治器，勤事修斯，再涂上黑漆和红漆。总之，勤用明德、保民，才能“万年惟（为）王”。
三篇贯穿一个基本思想是安定殷民，不给殷民一个虐杀的形象，处罚要慎重，要依法从事。至于改造陋习酗酒，一是限制，二是引导，三是区别对待。做为统治者，要勤勉从事。
《康诰》《酒诰》《梓材》是周公对被征服地区的政治方略，而《多士》是对待迁到洛邑的殷顽民的政策。洛邑建成之后，这批建城的殷顽民如何发落。自是摆在日程上的问题。《多士》是周公向殷顽民发布的文告。全文分作两大段。第一段是攻心，让殷顽民服从周人统治。理由是你们这些殷士不好，上天把大命给了我“小邦周”，决不是我“敢弋殷命”“敢求位”。这如同你先祖成汤取代不道的夏桀一样，也是“上帝不保”夏桀。我把你们从“天（大）邑商”迁到西土，不要怨我，我是矜怜你们的，这也是天命所在。第二段内容是宣布给以生活出路，让他们就地安居，有你们的田地，有你们的住宅，“尔乃尚有尔土，尔乃尚宁干止。”如果你们能顺从听命，有德，还被任用。上天会可怜你们，否则，你们不但会失去土地，而且我还会把上天的处罚加在你们身上。
卫康叔遵守周公教诲，“启以商政，疆以周索”，利用商人政治来贯彻周法，治理得很成功。卫国成为屏蕃周朝的重要支柱，康叔在周成王亲政之后被提拔到宗周（丰镐，长安）王室任司冠。这样，卫国实际上就交由其子庸伯统治。
周公讨平三监之后，乘胜向东方进军，灭掉了奄（山东曲阜）、蒲姑等五十多个原商的臣属国家。其中奄和蒲姑直接参与了三监之乱。
周公分封长子伯禽于奄国故土，沿用周公初封地“鲁”称号建立鲁国，国都为曲阜，疆域在泰山以南，今山东西部。
伯禽临赴任前，周公告诫伯禽说：“我是文王之子、武王之弟、成王之叔父，我在天下也不算卑贱。然而，因为急于迎客，接待前来投奔的士人，我洗一次头三次握起头发，停下来不洗，吃一餐饭三次吐出食物，停下来不吃。就是这样，也还担心失去天下贤人。你到鲁地后，千万不要以有国土而对人骄傲。”这就是成语“周公吐哺、天下归心”的由来。
实际上周公的告诫并没有对伯禽造成影响。
伯禽在鲁国苦心经营三年（周成王六年），才到稿京向父亲周公旦汇报政绩。周公旦说：“为什么报政如此缓慢？”（与吕尚的五个月报政的速度相比）伯禽回答说：“我在改变当地的风俗，变革当地的礼仪。寻常百姓死后也要服丧三年，所以到这时候才来报政。”
当周公旦听到伯禽说出报政迟缓的原因，于是叹息说：“唉，鲁国后世要北面为臣事奉齐国！政治不简约不平易，百姓就不会亲近；政治平易近民，百姓必然归附。
很明显，伯禽并没有听众周公旦的劝告，并没有尊重当地人的风俗，但也因此，成为周礼的坚定奉行者，时人称“周礼尽在鲁矣”。
鲁国是春秋时期唯一一个可以和周使用同规格礼仪的诸侯国。《礼记》里有记载“凡四代之器、服、官，鲁兼用之。是故，鲁，王器也，天下传之久矣。”虽然齐国的国力比较强盛，但是鲁国代表的是山东和整个中国的礼仪和文化，故山东的简称为鲁。也有将齐和鲁并称的齐鲁大地。
齐国和鲁国的治理方式完全不同，齐国奉行的是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，吸收当地精英，国力较强，容易打开局面，国力迅速上升；而鲁国全盘照搬周礼，强行改变当地风俗，截断了本地人的上升渠道，导致建国初期斗争激烈。所以有人认为这是齐强而鲁弱的原因，当然齐垄断渔盐之利也是重要因素。
bc1040年，周成王四年正月初，周成王向太庙告捷。
之前周中央政权的直属军队不多，伐纣时的武装力量大多集中在三监手中，以监视商遗民，结果三监叛乱，损失惨重。
周公认为有必要扩建直属国家的武装力量，于是对三监的军队进行收编，又另建了一支八师（原来的牧野八师，由八个诸侯军队组成），主要由周人组成，驻守在以新筑的成周为中心的的河洛地区，戍守周天子，所以称为“成周八师”，由召公统领。成周八师大约二万人。主要任务是镇抚南夷。
周公将殷国的贵族迁往洛邑，取其精锐，与西周时期驻守商故地的军队（原三监军队）合编为殷八师，主要由殷人组成，大约二万人。主要任务是镇抚东方及监视殷遗民，后来随着诸侯分封而被分配给东方的各个诸侯国当中，但仍听命于周王朝。
同时，编制西六师，保卫以镐京为中心的周人兴起之地的西土，因位于西部，所以称“西六师”，主要由周人组成。
成周八师、殷八师、西六师由周天子亲自委派的大贵族担任指挥官。由此可见，周天子直接掌握的军队就至少有六万人，有效地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。
四月，周成王品尝小麦之后，认为可以耕种，原产西亚的小麦正式成为华夏作物之一，得到官方推广，对农业生产意义重大，黄河流域成为小麦主产区之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