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回何应钦轻取福建

张作霖谋定北方

却说九月上旬，江西战争发动后，孙传芳委任盘踞在福建的北洋军阀周荫人，为五省联军第四方面军总司令，其下辖兵力除周所辖的第一二师外，还有暂编第一师张毅、第三师李凤翔、第二0混成旅李春生、第二九混成旅孙昭同等部。并令这些部队进攻广东潮、汕，袭击北伐军的大后方。

九月十七日，周荫人到漳州与张毅布置对粤军事，决定先消灭福建境内民军，并约陈炯明收集残部反攻东江。

此时，留守潮汕的北伐军是何应钦率领的第一军的第三、第十师和福建民军武装。时驻汀州的北军第三师师长李凤翔，已与北伐军暗中取得联系，被国民政府暗中任命为第一七军军长。闽南民军首领宋渊源，也发表了讨周宣言。在上述两支部队的配合下，当何应钦得知周荫人准备进攻潮汕之际，决定先发制人，兵分三路发起攻闽作战。第三师由蕉岭进攻武平；第十师由大埔进攻峰市；将民军改编为独立第四师，由绕平、黄冈进攻诏安、云霄。

从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，周荫人在南靖、龙岩一带调兵遣将，十月八日率领主力第二四旅刘俊、第三混成旅孙云峰两部，由峰市向松口前进。不料前线未及接触，永定、南靖两县民军从后面包抄而来，周当即惊慌失措，率部向永定急退。九日又向龙岩退走，留下刘俊守永定城，北伐军由西北角高地爬城而入，刘俊出城战死。周部行抵坎讪时，沿途民军加以阻击，周狼狈逃往龙岩城中。十四日又由龙岩逃往漳平，二十日，经永安退往延平。

北伐军何应钦部的另一路，于十月十二日由诏安进攻漳州，张毅派员与何应钦相约各守原防彼此互不侵犯，两军对峙0多天。十一月七日，北伐军在民军的配合下再度进攻漳州，张毅退往泉州。二十二日，北伐军进入泉州时，张毅毫无抵抗便向福州退却。

驻守汀州的李凤翔虽然与北伐军暗中有约，但始终处在动摇之中，广州国民政府遂改派何应钦暂兼第一七军军长，并将李部杜起云、曹万顺两旅长，均提升为师长，迫使李凤翔弃职逃走，汀州不战而下。

十一月二十九日，张毅部退却到福州附近时，福建省长萨镇冰、海军司令陈季良、省防司令李生春等，拒绝该军进入省城，并将其前卫团缴械。十二月二日，北伐军已过涵江，逼近福州。三日，福州市民举行暴动，响应北伐军。五日，北伐军独立第四师率先进入省城，联合海军陆战队进攻盘踞南屿的张毅部。北伐军完全控制福建后，张毅部缴械投降，李春生部被改编为第一师，并入第一七军。李春生、张毅被捕囚于潮梅警备司令部，后因企图逃走被枪决。周荫人于十二月二日，经龙泉、丽水逃往温州。

福建战争从九月下旬到十二月上旬，虽然经过两个多月才结束，但是北伐军使用兵力很少，而且除了几次小的战事外，几乎没有进行激烈的战斗。

孙传芳的五省地盘只剩下了苏、浙、皖三省，而他在这三省的势力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。

在此期间，上海和浙江的局势也发生急剧变化。十月二十三日上午4时，上海工人在中共党的领导下，为了策应北伐军作战，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，工人武装纠察队在南市、闸北、沪西同时举起义旗。由于这次起义准备不足，被上海警备队镇压下去了。上海警备司令李宝章以“戡乱有功”，被孙传芳升任第九师师长。

但上海人民反抗北洋军阀的斗争并没有结束，十一月十四日，苏、浙、皖三省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。与此同时，在上海还有“五省自治联席会议”、“江浙和平同志联合会”、“浙民自决会”、“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”等组织发表宣言，主张划上海为特别市，永不驻兵，上海市政还之于上海市民。拒绝奉鲁军南来，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，以解决时局等要求。

十一月二十九日，三省联合会又发出第三次通电，催促三省陆海军表示赞成民治的态度，劝张作霖撤回南下鲁军，反对英、日两国借款给北京临时政府。并电告三省人民，拒用奉鲁军的军用票，各银行不得代军阀筹款。

苏、浙、皖各团体和上海人民的自治运动，激怒了孙传芳。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孙下密令逮捕三省联合会负责人蔡元培、沈钧儒等人，并通令缉捕会员，格杀无论。一切新组织起来的团体都属非法，一律予以封禁。因此，上海总工会又一次被封，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再度转入地下。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，则展开了对中共党员、工人、学生、和进步人士的残酷镇压，上海全市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。

当直系吴佩孚、孙传芳两大军阀在两湖和闽赣地区相继失败时，远在北方的张作霖则是喜惧交加。他喜的是吴佩孚这个乱世枭雄被南方军打趴了，北方从此没有谁再敢与他分庭抗礼。惧的是南方军之强，战无不胜，一路北伐，将会“伐”到自己的头上来。

在吴佩孚从汉口逃走的第二天，张作霖就在沈阳召开军事会议，讨论南下讨赤问题。这个会议从九月七日开到十一日，奉系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：老将吴俊升、张作相主张保境息民；张宗昌、褚玉璞等人则认为战机难得，要以“援吴”为名，派兵南下，首先从吴佩孚手里夺取直、豫两省地盘，然后长驱再入湘、鄂。把奉系势力扩展到长江以南。张作霖本来就是扩张主义者，当然同意后面的一种意见。他盘算了一下，派兵南下去抢吴佩孚的地盘，即使要与北伐军作战，也是非嫡系的直鲁军去打头阵，奉军安居后方，这是再便宜也没有的事情。因此，决定派张宗昌为援吴军总司令，褚玉璞为前敌总指挥，张学良为预备军总司令，并将这一决定电告吴佩孚，表示合作“讨赤”之意。

吴佩孚最懂这种明援暗抢的把戏，这套把戏北洋军阀行之已久，吴本人也是此中老手。他托奉系代表张景惠携带一函给张作霖，声称本人尚有雄师10万，足以恢复武汉，只求接济饷械，并不需要派兵增援。并建议派遣渤海舰队，装载直鲁军南下直捣广州，事成之后中央军政均由奉方全权主持，本人不再过问。他害怕好言好语说不动张作霖，还补发了一份自问自答的“巧电”：

此间将领惑于风传，有假途灭虢之虑。弟视兄尚有可为，请稍助饷械听其自谋。否则可令汉卿（张学良）来自取之，兄当遁迹世外。

当时吴佩孚手下将领靳云鹗、魏益三等人，虽然没有反攻武汉的勇气，但是奉鲁军如果能够开到京汉线来，他们还是准备再奋力与之一战。但张作霖不想做这个赔本的买卖，采取渐进的手段。

吴佩孚的部队集中在武胜关至郑州一带，齐燮元还以代总司令的名义驻守在长辛店。奉系首先向吴提出交还保（定）大（名）的要求。保、大是吴军搜括军饷的重要地区，吴指示齐不得让出。但是齐哪里有力量拒绝直鲁军强行接收呢？九月十九日，齐燮元被迫先将京兆所属4县交出，本人即日由长辛店移驻保定。

九月下旬，奉鲁军不由分说，开进保定到石家庄一段。住在保定的曹锟因为不能安身，于九月二十七日移居郑州。曹锟到了郑州，即做吴佩孚内部的团结工作。对吴劝说他善用兵而不善驭将，使酒任性，动辄怒骂使之难堪，不许他们发表意见，是自己蒙弊了自己的耳目。又声泪俱下地劝诫靳云鹗、寇英杰、田维勤、陈文钊等人说：“子玉虽然脾气不好，但心地很好，军人不服从命令，没有一个好下场，此时生死存亡之关头，必须同心协力，辅助子玉才是。”

从这些说辞看，似乎反映了曹锟对吴佩孚的真挚感情，其实，内幕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曹由保定动身之前，与彭寿莘、张廷谔等人举行密谈时提出：“现在总统该把剩下的这点本钱收回来了，总统以劳军为名到郑州，把他给吹了（枪毙）算了。然后自为主帅，布告天下，专力讨伐奉系，其余一切都放下不谈，这是今天唯一起死回生之道。”

可是，当讨论到不能赤手空拳前往，必须筹发一批军饷才能把军队接收过来时。曹锟哑口无言，巧计变成了空话。

九月三十日，吴佩孚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。吴分析局势说：本军如不反攻武汉，奉鲁军就要假道南下代替进攻，那时候咱们将无立足之地，河南也保不住。于是吴佩孚下了五路反攻的命令，限于“双十节”以前攻下武汉三镇。这次命令与前几次的反攻命令一样，只闻雷声，不见雨点。

随后，吴佩孚派人到济南，要求张宗昌暂缓接收保定和大名，停止派兵南来，本军在“双十节”前一定可以收复武汉。张宗昌应允不接收保定、大名，已开到的奉军也暂不撤回。张宗昌给了吴一个最后的机会，看他有无反攻武汉的能力再作决定。

吴佩孚失败后，下台的段祺瑞见有机可乘，便让他的党徒授意阎锡山领衔通电，吁请他出山收拾残局。精明的阎锡山表面答应，实际并未发出这个电报。段的党徒又向奉系游说，由段组织一个过渡政府，为张大帅上台做总统铺平道路。张作霖却因财政、军事无把握，不敢过早登台，段祺瑞的方案也被搁置。

到了十一月初，孙传芳在江西大败而逃，张宗昌再次提出了派兵“援孙”的紧急动议。十一月十一日，张作霖来到天津，召集紧急军事会议，讨论应付时局的策略。十三日，张宗昌应召赶到后，声言南方军队势如破竹，志在统一，“援吴”、“援孙”须双管齐下，不可观望延误。

十四日，会议在蔡园召开，除奉鲁军将领吴俊升、张学良、韩麟春、张宗昌、褚玉璞等人外，吴佩孚、孙传芳、阎锡山的代表都被邀参加。张作霖首先发言，表示本人并无做总统的野心，当前的问题应当是北方方面团结起来，派兵南下讨赤。大家对此无不同意见。蔡园会议仍在继续，张宗昌再次提议：兵贵神速，我们援助朋友，也应该算是“自救”，到今天不应该再有什么误会和怀疑了。

此次会议决定：“援孙”由直鲁军负责。“援吴”改由奉军负责。张作霖同时建议，请吴佩孚让出京汉路，率所部援助阎锡山的晋军，防止冯玉祥的国民军。把恢复武汉的责任交给奉军承担。请孙传芳率领所部全力恢复九江、南昌，由直鲁军接防津浦路南段为其后盾。

但吴佩孚的代表迟云鹏对此不敢表态，只是说：“玉帅叫我来，是为了请求接济饷械的，关于派遣援军的问题，还得请示玉帅后才能回答。”

张作霖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：“妈拉巴子，你不能代表吴玉帅，还来开什么会！”张作霖见孙传芳的代表杨文恺也不开口，便生气地接着问道：“江苏军实力还剩多少？”

杨文恺说：“陈调元、王普、陈仪等部合起来，还在5万以上。”

“我所问的是馨远自己的直属部队？”见杨一时答不上来，张作霖当即叫他打电报回去，如果同意直鲁军南下，请即指定路线，以便迅速赴援。

其实孙传芳和吴佩孚一样，也是前来请求饷械援助的，他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，况且奉鲁军本来就是他的敌人呢！

十一月十九日，蔡园会议继续进行时，卫兵递进一张名片来，张作霖接到手里一看，便霍地站起来说：“当真是他吗？快快请进来，快快请进来！”随后进来一个长方形面孔，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的山东汉子，这就是曾经显赫一时的五省联帅孙传芳。他和这些奉军将领从来没有见过面，因此需要自我介绍，并且首先说了一些自己认错的话，随即故作姿态说：“我们吃麦子的北方人和吃大米的南方人根本合不拢。本人决定不再回南方任职，浙事委托陈仪，苏事委托卢香亭，皖事委托陈调元。今日与诸位一见便还乡归田。”随后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辞呈书和兵力部署图放在桌子上。

张作霖听后站起身来，拍着桌子大声说：“妈拉巴子，我们都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，岂肯乘人之危，夺取别人的地盘！馨远老弟不要说这些没出息的混账话，你还是讲讲关于‘讨赤’的意见。”

孙传芳表示：“本人愿意回到浙江，让出江苏来请鲁军接防，鲁军总部设在南京，以便指挥前方战事。”接下来建议为了统一指挥，应当组织“讨赤军统帅办事处”，推举张作霖为讨赤总司令，本人愿听候指挥。

他们话刚谈完，参加会议的全体奉鲁军将领，异口同声地称赞孙传芳说：话说得漂亮，事办得爽快，人真够朋友，并且建议除总司令外，力推吴佩孚、孙传芳、阎锡山三人为副司令。发出联名通电，宣布出兵“讨赤”。

蔡园会议一结束，孙传芳随即电令津浦路沿途驻军一律撤退，张宗昌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回到济南，准备调兵南下。

孙传芳由反奉变为实际上是降奉，而且上门“递降表”、“献地图”，并拥戴张作霖为主帅。这么大的变化，是因为他接到杨文恺的电报后，知道阻止奉鲁军南下是办不到的，决定亲自北上，见机行事，于是改名化装，搭乘普通客车秘密北上。他知道面对北伐军的攻势，他实际上已经完蛋了。作为乱世枭雄，他懂得什么货色值什么价钱。

张作霖电邀吴佩孚到天津见一面，希望他像孙传芳一样，也来拥戴一番，可是吴的臭架子还是放不下来，不想拜倒在张作霖的门下，回电请张约期在北京相见，再行定夺联名“讨赤”大计。但此时的张大帅，已经懒得再搭理这位落魄的“玉帅”了。

十一月二十九日，张宗昌和孙传芳做主，他们一唱一和，以直、鲁、豫、苏、皖、赣、浙、闽、陕、晋、察、热、绥、吉、黑十五省区联名，推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，这个电报推出“客卿”孙传芳领衔，列名各省军政首长。因为吴佩孚没有表态，电报上也没有签吴的名字。

十二月一日，张作霖身穿大礼服，陈设香案，跪祷于天，在蔡园就任“安国军总司令”职。（未完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