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回国**矛盾突显

上海滩血腥清党

面对北伐胜利带来的复杂而又热烈的局面，中共中央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，召开了汉口特别会议。出席汉口特别会议的有陈独秀、彭述之、张国焘、李维汉、项英、毛X东、李立三等人。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维经斯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出席了会议。会议的中心议题，是分析国民革命联合阵线中出现的各种危险倾向，据此制定中共党的斗争策略。

当时，种种迹象表明，国民党新右X有可能抛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，并由此而危害中共。中共应该在精神上和实际行动上有所准备，不应该害怕同他们冲突，以致分裂，而一味退让。这是当时广州区委和周恩来的意见，这些意见并没有被中共中央所接受。当时在中央占领导地位的陈独秀、彭述之等人认为，吴佩孚、孙传芳等军阀势力已经被打垮，中国人民同北洋军阀张作霖的斗争，仍然是主要矛盾；革命的主要和最紧迫的任务，就是要继续北伐，打到北京去，完成统一大业。为此，就必须拉住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。对于蒋介石计划发动**政变，缺乏应有的警觉，更没有作任何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。

陈独秀在大会上做了《政治报告》。他在政治报告中承认，最近九江、南昌攻下之后，这个赤色的联合战线又有发生危险的倾向。他认为这个危险倾向的由来，一因江西战胜后，军事势力有离开民众而往右走之倾向；二因工农运动之发展，使资产阶级恐惧；三因帝国主义改用分离政策；四因共X党之失策。其中，左、右X距离日远，是破裂联合战线及国共两党关系之主要原因。帝国主义之新政策和商人的恐慌还在其次。他把国民党右X的反动和中派的动摇归罪于共X党，归罪于工农运动和其他群众运动。他说：“国民党的一股游移分子，自湘鄂工农运动的突起，即因恐惧而表现右X。”

陈独秀还指责共X党内主张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同志，是犯了急性病。他说：“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还是减租减息，组织自由，武装自卫，反抗土豪劣绅，反抗苛捐杂税这些问题。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，若马上拿农民群众还未能直接了解的土地问题作斗争口号，便是停止斗争。若是拿是否解决土地问题，作为国民党左X标准，自然没有左X。”

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独立，是指独立的政治宣传和党的组织，而不是说现时一切政治斗争都应该独立行动。他批评广东、湖北的一些同志，往往幻想组织工、农、商、学，一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，包办一切民众运动，而不必与国民党合作。关于挽救联合战线使之免于分裂的方法，陈独秀认为：主要的办法应当“防止党外右X。同时反对党内的左X”。就是说，共X党和国民党左X“左”了，要往右拉一点；国民党右X右了，要往左拉一些。他说：“人们固然不幻想这种‘左’右X的距离能够相近而至于零，我们必须注意联合战线之巩固的程度，乃以这种左右X的距离远近为正比例。”

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，所提出的挽救国民革命危机的政策，没有能够解决中共迫在眉睫的危局中，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。这个谋求同国民党右X妥协的方针，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贯彻。当然，陈独秀要求中共解决自身过左X向，吓跑了国民党右X的行动也没有受到应有的节制。双方的分歧进一步扩大，形成了无法调和的境况。

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，虽然通过了一系列限制蒋介石的决议，但并未束缚蒋的手脚，蒋介石继续与武汉方面相对抗，开始散布**言论。蒋介石的举动，得到了国内外**分子的支持，这使他大胆进行**活动。

三月六日，蒋介石指使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倪弼，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，中共党员陈赞贤。

十六日，蒋介石怂恿其党徒，解散了国民党左X主持的南昌市党部与江西省学联。

十七日，他又命令其部下捣毁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。

二十三日，安庆市**的安徽省鲁班阁总工会、农民协会，在蒋介石的指使下，袭击了国民党安徽省党部、安庆市党部和省总工会、省农会筹备处等团体，江右军政治部也被捣毁。

此外，南京、杭州、福州、重庆等地，也陆续发生捣毁国民党地方党部和群众团体、屠杀中共及其追随者的事件。

正当蒋介石**活动愈演愈烈之时，三月二十四日，英、美、法、日等列强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惨案。

蒋介石在处理此案时与列强达成妥协，获得了列强的支持。同时，国内**势力也开始在蒋的周围聚集，对他的**活动给予多方面的支持。这样一来，南昌和上海成了蒋介石进行**，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根据地。

三月二十六日，蒋介石到达上海，他立即下令，禁止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，禁止示威游行。并与上海的**势力代表秘密磋商，得到了列强、上海大资产阶级、上海帮会势力，以及国民党右X的支持。为了制造**借口，他们精心策划了一场“护党救国运动”。

三月二十八日，聚集在上海的国民党右X吴稚晖、蔡元培、张静江、古应芬、李石曾等人，秘密举行所谓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预备会。会上，吴稚晖提出对共X党人进行纠察，蔡元培主张取消共X党人的国民党籍。这些主张得到与会人员的赞同，会议决定将他们的**活动称之为“护党救国运动”。

正当上海**势力紧锣密鼓地制造**舆论之际，四月二日，汪精卫由苏联回国，抵达上海。同一天，吴稚晖、张静江、古应芬、蔡元培、李宗仁、黄绍竑、陈果夫、李石曾8人，举行所谓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。吴稚晖在会上提出了“中央监察委员会清查共X党函”。会议决定按照吴稚晖所拟办法，备文咨送中央执行委员会，要求采取非常紧急处置。“将各地共产首要危险分子，就地知照治安机关，分别看管，制止活动。”

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，是孙中山设置的一个重要机构，在这个机构里，孙中山没有安置一个中共党人。有学者研究认为，这是孙中山在国民党内出现严重**情绪的现状下，专门设置这一机构，以监察中共，纠察中共的过激行动。从国民党党规看，这一监察应该说是符合国民党党规的。

汪精卫回国，蒋介石虽心有不快，但认为如果能拉汪精卫一起**，也算除了一块心病。于是他在发给各级将领的通电中说：“汪主席病假愈年，不特全国民众渴望仰慕，党国政要亦蒙受重大影响。中正曾迭电促驾，今幸翩然出山，恍若大旱获甘霖，莫名欣慰。汪主席为本党最忠实同志，亦中正平日最敬爱之师友。关于国家大计，业于恳谈。中正深信汪主席复职后，必然巩固党基，集中党权，完成革命，以竟总理遗志。凡我将士，自今以往，所有军政、民政、财政、外交诸端，皆须在汪主席指示之下，完全统一于中央。中正唯有统率各军，一致服从。”

蒋介石阴一套阳一套的把戏，汪精卫已经领教过了，故无论蒋介石说得如何好听，汪精卫都自有主张。汪精卫对吴稚晖说，他本人不赞成阶级斗争和劳农**，国共两党也很难继续相安无事。但他认为必须继续维持这种合作局面。他对蒋介石说：“介石，这一回东南与武汉开战，如果你失败了，我们国民党必就此消灭，共X党必就此起来。如果你胜利了，国民党就要恢复到民国十三年以前的状况，无论右X的军队，左X的党员，一定不会同你蒋介石合作，你在党里的生命怕要从此消灭。”

但蒋介石不仅义无反顾，还劝汪精卫不要去武汉。他对汪精卫说：“你如果真正为本党，那就到南京去，然后再请武汉一班中央执行委员过来，如果你到武汉去，你还是要做本党的罪人。”

汪精卫仍坚持四月十五日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，来解决**问题。汪精卫的态度，使急于**的各位大失所望，本想继续说服他共同行动，不料四月五日，汪精卫同陈独秀联合发表宣言，重申国共两党合作之必要。称国民党将驱逐共X党，压迫工人纠察队等均为谣言。号召两党党员立即抛弃相互间的猜疑，不要听信谣言，相互尊重，事事开诚，协商进行。

这个宣言掩盖了国民党**的意图，麻痹了共X党人。但也引起吴稚晖等人大为不满，吴稚晖当面责骂汪精卫，使他十分难堪。

事实上，汪精卫四月三日与蒋介石密谈时，虽然不赞成立即分党，待四月十五日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，解决国民党与共X党的问题。但他同时表示：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发命令不能键全，可以拒不接受；由各军队、党部、机关、团体的最高长官和主要负责人对“在内阴谋捣乱者”予以制裁；凡工会、纠察队等武装团体，应取缔。因而，他得到了蒋介石发表支持汪精卫复职的通电，得到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军事政治集团的支持。而与陈独秀在上海发表的联合宣言《告两党同志书》，得到了中共和国民党左X的支持。因而，出走一年的汪精卫此时志得意满，满以为可以收获血战一年的北伐战争胜利果实。

四月五日晚，汪精卫秘密乘船离开上海前往武汉。

四月九日，蔡元培、张静江、吴稚晖、李石曾、黄绍竑、邓泽如、古应芬、陈果夫等人，联名发表“护党救国”通电，攻击国民党左X和中共，攻击工农运动，列举了武汉国民党左X因为联共而酿成的“八条”罪状。号召“国民党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，凛丧亡之无日，披发缨冠，共图匡济，扶危定倾，端视此举。”

从这个通电可以看出，蒋介石集团已经磨刀霍霍。当天，蒋介石宣布上海实行戒严，发布《战时戒严条例》。严禁罢工、游行、集会；并宣布白崇禧为上海戒严司令，周凤歧为副司令。将东征军第一、第二两师调赴南京，上海由周凤歧第二六军接防。因为第一、第二师是由广东出发进行北伐的，其中共产党人和接受过大革命洗礼的官兵，都倾向中共和国民党左X。

为了不引起上海共X党人和工人的警觉，蒋介石在上海总工会，为工人纠察队000余人举行授旗典礼时，还派人赠送了一面“共同奋斗”的锦旗，以表示对工人的“敬意”。他还向上海总工会代表赵子敬表示：“纠察队本应武装，断无缴械之理，如果有人意欲缴械，余可以担保不缴一枪一械。”

上海部署就绪后，蒋介石离开上海前往南京，并在南京制造了冲击江苏省党部和总工会事件。四月十日，逮捕了共X党人侯绍裘等人，控制了南京的局势。

四月十一日，蒋介石在南京发出“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”的密令。

十一日上午，驻防上海的第二六军与上海帮会，组成的“工界联合会”人员，开始在上海街头布防。

晚上，青帮头子杜月笙以宴请为名，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拘捕，并秘密杀害。

深夜，上海租界的外国巡捕越过租界，在南市、沪西、吴淞、虹口、闸北等区，拘捕工人群众1000多人，并解送至驻龙华的上海警备司令部。

十二日凌晨，在帝国主义列强配合下，隐藏在租界内的“中华共进会”流氓、地痞和青帮分子，臂缠“工”字袖标，打着工人的旗号，全副武装冲出租界，向闸北、南市、沪西、吴淞、浦东等地的工人纠察队进攻，双方发生激战。一直尾随在这批人身后的周凤歧第二六军官兵，遵照白崇禧发出的“将激烈分子从速缴械”的命令。以制止工人“内讧”为借口，用胁迫或武力手段，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。纠察队驻地的财物被抢劫一空，纠察队和工人死者达数百人。拥有700多人，1700支枪的上海工人纠察队，在几个小时之内全被缴械。上海总工会驻闸北潮州会馆也被占领。

事件发生后，白崇禧发表通电称：上海工人纠察队发生械斗，军方不得不制止。同时发出布告，禁止罢工，宣称如发生罢工，“不问首从，定即按照戒严条例，严惩不贷”。

从四月十二日起，蒋介石集团公开与共X党决裂，进行清党。到十五日止，上海工人、共X党员被杀00多人，被捕500多人，另有5000多人下落不明。许多著名共X党员和工人领袖，如汪寿华、陈延年、赵世炎等壮烈牺牲。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、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、上海学联等机关均被查封。红极一时的中共及其追随者受到沉重打击，这也是中共创建以来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打击。很多中共领导人、机关和工作人员被捣毁和杀害。

此时，蒋介石集团的行动，遭到了中共和国民党内的强烈反对，在北伐军所占领的区域内，尤其是武汉国民政府辖区，形成了一股反对蒋介石的潮流。

那么，中共和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，将如何应对蒋介石的清党活动呢？（未完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