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回武汉国民收租界

南昌介石争大权

北伐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，使帝国主义列强非常痛恨。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，驻武汉的外国领事团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“抗议”，要求取缔工人运动。英国议会还专门讨论所谓“工潮”问题。日本政府则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“警告”。列强当局派出水兵和义勇队轮流布防，严禁北伐军通过。并与张作霖勾结，不断制造事端。

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，天津英法租界巡捕，逮捕了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干部江镇寰等7人，并引渡给张作霖。英国在汉口的烟草公司，也关闭了在英租界和桥口的两个工厂，致使000多名中国工人失业，给新生的武汉国民政府造成经济损失和社会压力。

为了反击天津、汉口英租界的挑衅行为，十二月二十二日，国民党暨国民政府联席会议决定，发动反帝运动，采取措施，营救被捕的国民党员。

十二月二十六日，武昌10万人在阅马场举行市民反英大会，汉口也有0万人在同一时间举行反英大会。决议要求国民政府抗议英法租界当局拘捕国民党员；反对英政府借款给张作霖；要求撤退英国驻华陆海军；实行对英经济绝交；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妨害革命工作的租界。

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至三日，武汉人民连续举行庆祝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大会。三日下午，中央军事政治学院学生宣传队，在江汉关前与英租界毗连的广场上演说，英国水兵上岸干涉，驱赶听讲群众，并用刺刀向人群乱戳，制造“一.三”惨案，群众死伤0余人。

事件发生后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，立即派徐谦、蒋作宾赶往出事地点处理；陈友仁召见英国领事交涉。此时，正在汉口举行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，在代表李立三、刘少奇主持下，立即发出通电，要求政府收回英租界，撤退外国在华军队与租界内武装，惩办凶手。

四日，武汉农工商各界00多个团体代表举行联席会议，以总工会的要求为基础，提出八项条件，要求政府与英国领事交涉。当日，国民政府代表徐谦、孙科，接受各界联席会议提出的条件，与英方交涉。在强大压力下，英方被迫将水兵撤回军舰，巡捕撤回巡捕房。并通知国民政府，派军警进入租界维持秩序。四日下午，国民政府派军警进入租界维持秩序。五日，武汉0万群众举行反英大会，游行群众自动冲入英租界，捣毁了租界内的沙包、电网，租界内巡捕和公务人员逃避一空。当晚，国民政府决定设立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，主持英租界内事务，接管英租界。

正当汉口各界群众为收回英租界而斗争之时，英国又在九江殴伤中国工人。于是，九江也爆发了收回英租界的斗争。

北伐军占领九江，长期遭受英国怡和、太古轮船公司，以及日本日清轮船公司盘剥和压榨的九江码头工人组织了工会，提出增加工资、改善待遇的要求。日清公司答应了工人的要求，而怡和、太古两公司坚决拒绝。于是码头工人掀起了罢工运动，罢工期间，一月六日上午，工人纠察队捕获破坏罢工的工贼一人。英国水兵随即上前干涉，以大棒殴打纠察队，有几名工人被打伤。群众见此情景，纷纷聚集在码头江边，强烈谴责英国水兵暴行。在九江民众的抗议面前，英国军舰向岸上发炮，驱散群众。这一暴行激起了九江人民的极大愤怒，数万工人和各界群众，一致要求武汉国民政府收回九江英租界，废除中英间一切不平等条约，禁止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航行。

一月七日，驻九江的北伐军派兵接管租界，由工人纠察队协助军队维持租界内秩序。十日，在武汉国民政府主持下，成立了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，九江英租界也被收回。

收回汉口、九江英租界，是中国近百年来反帝斗争的空前壮举。也是北伐战争中的一大成就，迫使英国不得不交还租界。

北伐军攻克武汉，占据长江流域广大地区之后，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从广州迁到武汉，已成为形势发展的要求。武汉是我国中部的工商业重镇，水陆交通四通八达，在军事上也具有重要战略地位。

一九二六年九月九日，北伐前线的蒋介石致电谭延闿、张静江，提出“武昌克复，中即须入赣督战。武汉为政治中心，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，应付大局，否则迁延日久，政治恐受影响。请勿失机，最好谭主席先来”。九月十八日，蒋介石又致电广州国民政府中央：“中离鄂省后，武汉政治恐不易办，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，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。必中央来人另组政治委员会以代临时政治会议为妥。”

在蒋介石等前方将领的一再要求下，十月，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各省区、各特别市、海外各支部代表联席会议，讨论了迁都问题。

十月二十一日，根据会议精神，谭延闿致电蒋介石：“政府迁移须战事结束方可实行，先须巩固革命策源地，使广东基础稳固，党部与省政府确能负责。”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。

在江西前线的蒋介石仍然认为，有迁都武汉的必要。十月二十二日，他再度致电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：“武昌既克，局势大变，本党应速谋发展，中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，而执行委员会移至武昌为便，否则政府留粤，而中央党部移鄂，亦可使党务发展。”

北伐军攻克南昌以后，十一月九日，蒋介石再次去电催促国民党中央党部：中央如不速迁武昌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，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也必难巩固。

蒋介石坚决要求迁都武汉的态度，在军事将领中产生了很大影响。李济深、张发奎、邓演达、陈铭枢等重将领，都力主迁都。苏联顾问鲍罗廷，也改变了反对迁都的初衷，主张国民政府马上迁往武汉。

十一月十二日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做出了原则上迁都的决议。为使这一决定得到实行，国民党中央进行了两项重要决定：一、改组广东省政府，由陈树人、李济深、孙科、何香凝、宋子文等11人任省政府委员；同时任命陈树人为民政厅长，宋子文为财政厅长，李济深为军事厅长，陈孚生为农工厅长，李禄超为实业厅长，周佩箴为土地厅长。二、派宋庆龄和司法部长徐谦、外交部长陈友仁、财政部长宋子文、交通部长孙科，及苏联顾问鲍罗廷为迁都调查委员，前往武汉，对迁都问题作进一步调查和具体部署。

十一月十六日，宋庆龄一行60多人由广州启程前往武汉。二十三日，邓演达、张发奎由武昌乘飞机到广州，催促国民政府迅速迁都。二十六日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做出迁都决定。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分两批北迁。

十二月五日，重要干部及文件作为第一批北迁重点出发赴鄂。七日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停止在广州办公。为使中央工作不中断，十三日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组成联席会议，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迁来之前，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职权。联席会议由徐谦、孙科、陈友仁、宋子文、宋庆龄、邓演达、吴玉章、唐生智、董必武、张发奎等人组成。徐谦任主席，叶楚伧任秘书长，鲍罗廷任顾问。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，联席会议在武汉正式办公。

不料此时曾极力主张迁都武汉的蒋介石，却出尔反尔，他不让路过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前往武汉，并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，在南昌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，会议决定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住南昌，待三月一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次全会，决定驻在地后再迁移。并要求已到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折回南昌。一月七日，在中央政治会议第七次临时会议上，决定成立武汉政治分会，以宋子文、孙科等1人为分会委员。会议还通过组织湖北政府案，派邓演达、李宗仁等5人负责组织。

蒋介石的这一决定，造成了由南昌发号施令，武汉附属的局面。

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，主要是他看到两湖地区工农运动不断高涨，国民党X和中共掌控着武汉政权。在强大革命势力支持下的武汉政府，不仅不可能受他控制，而且在执行最高职权。这样，他既使有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》所赋予的权力，但以军治党，以军治政的企图也难以进行。

面对蒋介石的阻挠，武汉方面多次来电，解释武汉政治有维持现状的必要。

为了达到控制党政大权的目的，蒋介石不听武汉方面解释，亲自于一月十一日来到武汉，对武汉政权施加压力，坚持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所在地点，须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，中央政治会议必须留在南昌。蒋提出停止联席会议活动，在武汉只能成立政治分会。

为此，党政联席会议于一月十五日召开会议，讨论后否定了蒋介石的要求，决定党政联席会议继续执行最高权力。

蒋介石武汉之行的目没有达到，感受到武汉政治气候对自己不利。于一月十八日返回南昌，途中与张静江商量后，遂致电徐谦，要求撤销鲍罗廷的顾问职务。并于二十一、二十二两日，与张静江、谭延闿联名致电武汉，以“中央”的名义（此时张静江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、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），命令武汉临时党政联席会议停止办公，成立政治分会。

蒋介石等人的这些要求，也被武汉方面拒绝。

武汉、南昌对于迁都之争，引起了各界强烈反应。为了说服蒋介石放弃迁都南昌的主张，武汉方面先后派出宋子文、谢晋、陈铭枢、邓演达等人，到南昌做疏通工作。

被蒋介石滞留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委员里，也有不少人对蒋介石的做法不满，使蒋介石越来越陷入孤立。为了迫使蒋介石放弃错误主张，武汉方面除在政治上发表通电、宣言、文章，反对迁都南昌的要求外，还在经济上给蒋介石以压力，财政部长宋子文，扣发了蒋介石所需军费100万元。

经过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员和各界的争辩和斗争，蒋介石终于放弃了改都南昌的计划。一九二七年二月八日，在南昌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58次会议，做出了“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至武汉。中央全体会议，俟东南战事告一段落，另定日期召集。届时再行通告”的决定。

但会议决定，以党部名义派徐谦为赴美代表，以剪除鲍罗廷的羽翼。其实是对武汉方面定都武汉的报复，因为徐谦在这次争执中，所起的作用最大。

二月二十一日，临时党政联席会议召集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、候补执监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，举行扩大联席会议，决定从即日起，结束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，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在武汉正式办公。

二十二日，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，决定三月一日召开二届三中全会。并以中央名义，通知各地中央执监委员如期到会。增补唐生智、蒋作宾、宋庆龄、彭泽民、吴玉章为政治委员，并组成中央政治委员会。为使各地代表如期参加二届三中全会，中央决定将会期推迟到三月七日，并派陈公博、陈铭枢、谢晋到南昌，说服在南昌的党政委员。三月六日，在南昌的中央执监委员和国府委员谭延闿、何香凝、李烈钧、丁惟汾、陈果夫等启程赴鄂，迁都之争最终解决。

蒋介石挑起的迁都之争，引起了国民党内有些人士的忧虑，为了抑制蒋介石个人野心的膨胀，限制蒋介石的权力，维护党的权威与统一，从一九二六年底，国民党左X便提出了打倒新军阀，提高党权的要求。形成了发扬孙中山以党建国、以党治国的遗教，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为中心的提高党权运动。

一九二七年二月九日，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高级干部，决定由徐谦、吴玉章、邓演达、孙科、顾孟余五人组成行动委员会，从事提高党权运动。会议针对国民党内形势与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活动，提出：实行民主，反对独裁，提高党权；拥护三大政策，扶助农工运动；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解决党内问题。从此，在行动委员会领导下，提高党权运动在国民党内外迅速开展。运动从武汉扩展到上海、广州等地，形成了提高党权运动的高X。

二月十五日，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会议，通过了《党务宣传要点》。提出反对独裁、提高党权的六项措施：一、巩固党的权威，一切权力属于党；二、实行民主政治，扫除封建势力；三、统**的指挥机关，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；四、催促汪精卫销假复职；五、迅速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，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；六、以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，打倒昏庸老朽分子和官僚市侩。

二月二十四日，在行动委员会领导下，国民党武汉各党部在武昌阅马场，召开有15000名党员参加的党员大会。发表了决议案和通电，号召肃清党内一切昏庸老朽分子，巩固党中央的权威。大会虽然只喊出了“打倒张静江”的口号，但列出的问题都与蒋介石有关，矛头显然指向蒋介石及其集团。

武汉方面发动的提高党权运动，蒋介石看出了其矛头所指。于是他在南昌多次发表讲话，表白自己忠于总理，忠于革命。为了不失去武汉方面的财政支持，他发表了《对党务宣传大纲宣言》，表示希望国民党人一致接受这个宣传大纲。并致电宋子文、孙科，表明自己一贯主张党内团结，同时要求将二届三中全会延至三月七日召开。武汉方面接受了蒋的要求。

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是在北伐战争胜利发展，工农运动不断高涨，党内出现分裂迹象，为解决国民党面临的实际问题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。

三月十日下午时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正式在武汉召开。出席会议的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共人，其中中共党员9人。会议通过了《统**的领导机关案》、《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》、《临时联席会议决议案认为继续有效案》等10多个决议案。

大会根据《统一领导机关案》和《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》的规定，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，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，中央党部各部部长，中央军事委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。从选举情况看，国民党左X和中共党人占了相当比重，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X势力受到限制。在限制蒋介石的同时，抬高了汪精卫的地位。使汪精卫身兼中央常务委员，政府委员会主席团委员，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，中央组织部长及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多职，赋于了党政军大权。

二届三中全会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，恢复和提高了国民党党权。采取了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**的领导体制；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，支持和促进了工农运动发展。但由于处于战争的特殊环境，对蒋介石没有采取实际行动，保留了他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，中央军X会主席团成员等要职。使他仍然拥有搞个人独裁，继续我行我素的资本。

会议虽然通过了一系列决议、宣言，却没有制定出落实这些决议和宣言的具体措施。结果使绝大多数文件成为一纸空文，这也是中国国民党历届会议的通病。（未完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