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回列强恐吓变战略工会街垒夺上海

由于上海十里洋场处于各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，北伐军从全国大局着眼，在短期内为避免触犯帝国主义利益，不敢从沪杭线正面进攻上海。于是，上海中共领导下的工人阶级，就把占领上海这一艰巨任务担负起来了。并定于二月二十一日举行了第二次武装起义。

起义前，上海总工会于二月十九日发布了总罢工命令。上海工人罢工开始后，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立即组织大刀队，在南市一带搜捕罢工工人和散发传单的工人、学生。一经搜捕，就地斩首，把血淋淋的人头，悬挂在马路旁的电线杆子上。但是，英雄的上海人民没有被吓倒，二十一日下午5时50分，同情革命的驻沪海军“建康”、“建成”两舰，在高昌庙江边开炮0发，作为起义的信号。听到炮声，工人武装纠察队和起义群众，立即分途进攻闸北警署，夺取警察的枪支。租界当局立即宣布戒严，断绝了与外界的交通。

在这次起义中，由于国民政府方面联系的陆军起义部队没有及时发动，起义的海军受到列强舰队的包围和监视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公开站在一条战线上，共同镇压起义。英国上海防军司令邓卡少将在礼查饭店设立了司令部，各国陆战队纷纷登岸布防，租界当局下令：禁止一切集会游行，并且协助军警展开了大规模搜查和逮捕。二十四日，日、美、英、法、意、荷、葡、比、西、瑞士、巴西、智利等1国公使，致电上海领事团，并借此向北伐军发出战争威胁。

二月二十五日，法国公使单独向北京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，并要求赔偿法租界因海军炮击遭受的损失。同日，黄埔江口停泊的外国军舰增至1艘，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。

为了避免外国势力和反动军警进一步搜杀革命群众，保存力量，准备下步反攻，二月二十四日，上海总工会下令，停止罢工和武装起义。上海工人第二次起义失败了。

随着北伐军一步步逼近上海，孙传芳的部队一蹶不振，已经没有防守上海的能力。二月二十七日，张宗昌和孙传芳同到松江视察，决定将保卫上海的防御任务交由直鲁军接替，孙军各部一律调往后方南通、扬州、清江浦、海州一带休息整编。并决定由直鲁军毕庶澄负责守卫上海。

随着北伐军的强大攻势，东南五省除上海、南京外，基本砥定，为了配合北伐军在上海的攻势作战，三月二十一日，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。

这次起义，是在中共军事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等人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。参加武装起义和罢工工人共有80万人。分别在闸北、沪西、沪东、南市、虹口、浦东、吴淞等7处同时发动，工人罢工后向指定地点集合。下午1时，南市工人徒手进攻警署，警察纷纷弃械易服逃跑，工人占领警署后，相继占领南车站及兵工厂。

浦东有周荫人部约00人被游行工人全部缴械。

吴淞区工人下午1时围攻当地军警，随即将全镇占领。

沪西工人赤手空拳冲入警察署，随即用警察枪支武装自己，向闸北进攻.

闸北工人在缴获警察枪支后，与直鲁军在宝山路、宝兴路、共和路、大统路一带展开激战，直鲁军死守商务印书馆仓库不退，相持至次日清晨，才弃械逃走。

沪东工人在天通庵，遇到从吴淞开来的一列兵车，载有直鲁军500余人。工人高呼停车缴械投降，兵士开枪射击，工人纠察队被打死、打伤150余人。兵车继续开进时，因前面路轨已被拆毁，车头出轨倾覆，兵士跳车逃走时被俘00余人。

上海工人起义后，革命的呼声和枪炮声响彻上海的每一个角落，上海市民纷纷协同作战。有的携带食物接济起义军，有的冒险到火线上担任救护工作，有的呐喊助威或者徒手参加战斗。使平日耀武扬威的北洋军警慌作一团，纷纷悬挂白旗投降，或者弃械逃走。

上海北站是直鲁军兵力集中地区，他们一面利用租界为掩护，一面依仗优势武器，列阵顽抗，同时在宝山路放火，以阻断工人纠察队的进攻路线。工人起义武装一面冒着炮火作战，一面抽出力量来扑灭火势、救护难民。各路起义军或阻于租界，或有一江之隔，不能及时集中到北站来。因此，三月二十一日从早到晚，北站的战斗非常激烈。直到二十二日下午，各路援军齐集后，再次向北站发动猛烈攻势，一时间呼声震天，火光四起，到晚上6时左右，终于粉碎了直鲁军的抵抗，占领了北站，直鲁军纷纷缴械投降。

至此，上海工人的第三次起义取得了全面胜利。

工人占领北站后，北伐军第一军第一师薛岳部，于当晚7时许开进上海。在此之前，蒋介石、何应钦所统率的军队，始终顾虑进攻上海会与帝国主义武装力量发生直接冲突，因而采取了迂回作战的策略。而直鲁军则依仗有租界为屏障，以及帝国主义的暗中支持，拼死不肯放弃上海。

从这些情况看，有组织，有领导的工人阶级从上海内部举行武装起义，北伐军不折一兵，不费一弹顺利占领上海，而且让外国势力很有可能制造借口，阻止北伐军进军上海的行动也消除了。由于有了广泛的、规模宏大的工人起义和罢工行动，才能使帝国主义列强不敢采取他们所准备的“自谋保卫方法”。对此，北洋军阀的舆论认为：他们不是败于北伐军之手，而是被那些神出鬼没，人数众多的别动队、便衣队打败的。

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，在上海工人起义胜利的同一天，由南昌来到芜湖。这时，帝国主义列强以保护侨民为名，蛮横地干涉中国内政，用游弋在长江江面上的炮舰，炮击南京等地，向北伐军示威。蒋介石害怕由此而引起国际纷争，帝国主义列强乘机干涉中国内政，镇压国民革命运动，当即请托驻芜湖的日本领事致电南京英、美领事，表示北伐军克复上海和南京，对英、美两国毫无敌意，本人近日即到南京或上海解决此案，请其停止炮击。随后，他觉得自己不便亲自出马，改派南京军事长官，负责与外国舰队司令进行谈判，并表示他将于三月二十五日乘“楚同”舰离芜赴沪，再行具体协商解决。

随着北伐军在战场上不断取得重大胜利，革命阵营内部，产生了权利之争。

首先是以中共党人为主要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。一九二六年六月，北伐军进入湖南，湖南各地工人组织由秘密状态转为公开活动。为了支援北伐，各地工团组织了大批运输队，并组建破坏队、侦察队、救护队、慰劳队等，密切配合北伐军开展各种军事行动。在支援北伐过程中，工人运动也得到很大发展，工会组织日益增多，到一九二七年二月，湖南全省已有工会组织5个，工会会员达万人。并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，在长沙召开了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，选举郭亮等1人为执行委员。

湖北的工人运动也迅速发展。北伐军占领汉阳、汉口之后，武汉的工会组织立即公开活动，并有许多新的工会建立。九月十四日，武汉工人代表会改组为武汉总工会。九月十七日，全国总工会在汉口设立办事处，负责指导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四川、安徽五省的工会运动。十月十日，湖北全省总工会成立，到一九二六年底，武汉三镇的工会组织发展到00个，工会会员0万人，湖北全省工会组织则发展到00多个，会员达0万人。一九二七年一月，湖北省总工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。大会之后，全省工人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。

除湖南、湖北外，北伐军所到之处，工人运动都逐渐开展起来，工会组织从大中城市扩大到县城和集镇。至一九二七年二、三月间，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100多万人增加到00多万人。工会组织涉及到各行各业。湖南、湖北、江西等地还组织了工人纠察队，这是有一定武装的组织。

尤其是上海工会接连举行三次武装起义，赶走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驻军，配合北伐军，光复了上海。显示了工人运动的力量和中共在各界的巨大能力。当然也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和反应。

北伐前，农**动以广东为中心，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，农**动由广东发展到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河南、陕西、四川、广西、福建、安徽、江苏、浙江等省。这个以湖南为中心的农**动，如骤风暴雨迅速开展起来了。

北伐前夕，湖南省已有农民协会会员40万人。北伐军进入湖南，推动了全省农**动的迅速发展，全省75个县有58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，会员发展到00万人。湖南农民在农会的领导下，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农村大革命，农民协会打掉了地主的威风，夺取了乡村政权。农会对乡村财政和贪污中饱的劣绅进行清算、罚款；对破坏农**动的不法地主给予严厉制裁；对罪行严重，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，轻则驱逐出境，重则关进监狱或进枪毙。给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，同时也造成了湖南各地的无政府状态。

农民在经济上打击了地主阶级。在农会领导下，湖南全省农村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，废除苛捐杂税，反对加押退佃等斗争。各地农会普遍建立了平粜局或平粜委员会，勒令地主、富农按一般价格卖粮给农民。严禁将谷米运往外地，高价牟利。被土豪劣绅把持的社会积谷，祠庙和一切地方公产，均由农民协会收回。根据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规定，租额一般减轻5－0%，衡阳等县将田租5成减至5成以下，浏阳还实行了二五减租，取缔了盘剥农民血汗的高利贷。

农民协会还建立了农民纠察队、自卫军、梭镖队等农民武装，将地主武装打得落花流水，仅湘乡一县就有10万支梭镖。衡山县一九二六年底有农民纠察队5000余人，枪00多支，一九二七年春，猛增到万余人，500多支枪。农民武装成为巩固农村革命成果，维持地方治安的有力工具。

农会还组织农民修坝筑路，大办教育，禁毒禁赌。农**动，冲击着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经济和政治基础，动摇了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基础。初步显现了它的巨大威力。（未完待续）